肯尼迪电话机(肯尼迪电视讲话)

jdl008 电话交换机 2025-03-31 43浏览 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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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2008年，距弗洛伦斯·肯尼迪和我去拉斯维加斯的近40年之后，我决定再去那里一次。

　　内华达仍然是唯一一个给妓院颁发营业执照的州，而妓院的数量在40年间已经上升了。到现在为止，“性工作”这个说法已经变成了一个可以接受的短语，它变得如此正常化，以至于不用它才会被看作是奇怪甚至是不敬的。

　　比如说，在到访印度的时候，我看到“性工作”这个词，它是位于加尔各答的索纳加奇(Sonagachi)的众多孟加拉语标牌中唯一一个英语词汇——索纳加奇是世界上最大、最贫困的红灯区之一。可是没有人怀疑过这个事实：很多人是在妓院里出生的，还有很多人是被贩卖进妓院的。在印度，我听到这个词语已经被大学生们接受，被用以谈及住在红灯区的居民，尽管事实上“个体经营妇女联合会”这个联合了印度1800万最贫穷妇女的组织——她们是那些把砖头搬到工地的妇女、是那些在街头卖蔬菜的妇女，这是目前为止最能代表贫穷妇女的组织——投票反对把卖淫变成一种职业。正如它的建立者埃拉·巴哈特（Ela Bhatt）所言：“工作是一种崇拜，它高尚而庄严。”

　　有一次，在拉斯维加斯，我和一位了解那里性产业的朋友见面。我们以一种温和的方式开始——在下午，我们走进了其中一家大酒店，并在一家无上装酒吧喝东西。作为两个单独行动、又不断在问问题的女性，我们伪装说，我们的丈夫即将要过来参加商务会议，我们想要为丈夫找一个安全的地方，让他们在多年工厂线的辛勤工作后得到一点小小的香艳冒险。

　　我总是觉得，我只要撒一个弥天大谎，一定会被马上发现。但是当我们试着向酒吧的男经理撒谎，我们却成功了。他说，我们可以在其中一个无上装钢管舞者休息的时候跟她谈谈。看起来，她因为得到休息的时间和一杯可乐而感到非常开心。随即，她用一条披风遮住了她那策略性地安放的乳头贴，并解释说，她一开始只是来这里做侍应生，后来却被告知，她如果不跳脱衣舞，就得被解雇。现在，他们刚刚告诉她，如果不同意去私人香槟套房服务，即使继续跳脱衣舞，她还是得被解雇。我必须得说，我之前只是单纯以为，那些单间的宾客付一瓶香槟的钱，是为了点一曲膝上舞——不过我还是太天真了。那些房间也会用于快速的性交易服务。她知道她正以这种常规的方式，一点一点地被卷入卖淫业；但是她确实需要那些钱。

　　她很高兴有人陪她聊天，我们知道了她由于母亲生病而必须从高中辍学，以打工赚钱，但是她非常希望有一天可以成为电影编剧。她想把她在拉斯维加斯的故事说出来——不是这个华丽的酒店，而是她和她母亲一起蜗居的一居室公寓。我把我的真实电邮地址给了她（要没有给电邮的话，我也会告诉她我的真实姓名）以作为聊天的结束，然后看着她走向舞台，看着她突然在蓝色的聚光灯之下转变，并露出了伪装的笑容。

　　然后，我们在租来的车里继续行进在这个妓院完全合法的地方，并在两个大型妓院继续使用妻子的谎言来探听消息。

　　第一个妓院很像一个空间很大的汽车旅馆，有一些男人坐在酒吧前，等着他们的酒。我的朋友走到外面停车的地方打电话，而我就跟一个穿着比基尼、有着深色头发的年轻女性聊天，她穿着我此生见过最高的高跟鞋。她也接受了我的谎言故事，并告诉我说，她的母亲在南部经营一家非法妓院，那就是她成长的地方。那些女孩在她小的时候照顾她，如果她在场，她们就会把那些最恐怖的性虐照片从墙上取下来。像无上装酒吧里的那个舞者一样，她也有梦想，她还走进她的房间，并带回了一本贴满了她从杂志上剪下的插图的笔记本。她说，她从六年级之后就一天学都没上过，但是她仍然希望，这本笔记本能够激励她追逐当设计师的梦想。

　　我们在聊的时候，有两次，她都跟着顾客短暂离开，回来的时候，嘴里带着的都是消毒剂的味道。她解释说，在日间，来光顾的主要是停下来购买一次口交服务的卡车司机。我问她，这样是否安全。她说，管理层在每个房间里都放了一个警钟，但是当遇见坏顾客的时候，她却没办法按响警钟。“当他们骑在你身上的时候，要做任何事都很难。”她以一种揭示事实的口吻说道。

　　然后，朋友和我驾车来到了另外一个妓院。这一家妓院处在一个高耸的、以锁链连接的围墙之后，由以固定的间隔停泊在外的住家式拖车组成。我们走进了一个由水泥墙围住的、没有窗户的酒吧里，并把我们的谎言故事告诉了一个中年男子，他的皮带下塞着一把枪。他看起来相信了我们，但是他不让任何女孩接受采访，尽管对很多顾客来说那个时间还很早，我们甚至提出为她们的时间付费，但是均不起作用。

　　取而代之，我们走进了“旁边”的一个酒吧，它同时也是一个饭店——这个“旁边”是在沙漠的定义下的——它其实在围栏另外一头的整个街区之外。当时那里正在开一个大型的午餐派对，我们就跟女主人谈话，我的朋友以前见过她。她说是的，她认识“旁边”那家妓院的主人，所有人都认识他。他贿赂当地的官员，帮助选举出州里的每个法官，并用他那把随身携带的枪来把人吓跑。她也看见过他在镇里买拉面，她知道那就是他给“他的女孩”们吃的食物——她怀疑他的“女孩”们会吃不饱饭，所以她也买了一些拉面，并把它们丢过围栏。用这种方式，她以不会引起他怀疑的方式帮助过那些拖车里的女孩。

　　午饭之后，我们跟一个当地的官员见了面，她曾经出面指证过带枪的妓院主人——这对她来说有相当大的危险——然而妓院主人却以轻微的缓刑躲避了惩罚。她说她再也不会那样做了。

　　当我们把车开回商业区的酒店时，已经是晚上了。导游们分发着色彩斑斓的小册子，沿街叫卖着。其中一张小册子上是一个亚洲女性的整幅人像图，另外一份则写着只要69美金就可以与“30多岁、40多岁、50多岁甚至60岁以上的成熟女人”来一次性体验。我以我扮演的妻子/探险家的角色，询问这样的服务是否只提供给像我丈夫那样的年长男人，但是导游说不是的，年长的男人只想要年轻的女人。这样的服务是提供给那些想要干他们母亲的男人的。

　　在去机场的路上，我收集了一些杂志大小的成人目录，里面有一些女人，她们展开着身体，像在做妇科检查一样。最经常看到的口号是：“只要20分钟，我就能来到你的房间！”

　　可是，最糟糕的揭露则是在我来到科罗拉多的丹佛之后。在那里，我与一些朋友见了面。他们租了一个房子，我们准备在这个关键的摇摆州为巴拉克·奥巴马的总统选战进行助选倡导。所有的事情看起来都和拉斯维加斯那庸俗的眩光离得很远。我向其中的一个社会活动家问起卖淫业和性人口贩卖的事——因为这样的事在每一个大城市都会发生——而她在我没有特别提问的情况下提到了拉斯维加斯。由于在那里卖淫合法，所以被贩卖的女孩和女人会被抓去那里的一个地方“破处”——其实就是，如果她们是处女的话，被卖的价钱会更高，而且在某些情况下，她们会被轮奸，然后被单独禁锢起来，直到她们相信，只有依赖皮条客或者是妓院管理者，才能存活下来。这样布满眼泪的路在内华达和其他州中都曾被追查到过，包括科罗拉多。发生在拉斯维加斯的事，不仅留在拉斯维加斯。

　　我同时也意识到，这位我为之助选的美国总统候选人，是为数不多的我无法想象其因为具有“男子气概”而会去购买性服务的男性候选人之一。我不是故意要表达不敬，但是我能想象其他的人购买性服务——从战时的艾森豪威尔，到好莱坞时期的里根，还有来自得克萨斯州的“好老弟”乔治·W.布什——他们如此地醉心于统治和支配权，以至于他们可能会为性交易买单。甚至连理查德·尼克松都曾经陷入从他富有的支持者贝贝·雷博佐（Bebe Rebozo）那里购买电话应召女郎服务的谣言之中。当我和新闻团一起坐在尼克松的助选飞机上时，记者们在对此开玩笑。他们想象着尼克松和应召女郎一起走进一个卧室里，数着预计要使用的时间，然后出来，假装自己是“那种男孩中的一个”，就是他极度想要成为的那种。

　　但是绝对不是巴拉克·奥巴马。我没办法想象他会这样缺乏同理心。他是一个纯粹的人，他娶了他的朋友兼同事——在他们初次见面时，她是他的上级——然后他们一起养育了他们的两个女儿，让她们也成为了纯粹的人。如果他被选为总统，我意识到，这可能是我看到的第一个既快乐又平等的白宫家庭。

　　事实上，只有大概20%的美国男性曾经购买过性服务。在世界上，男女平等水平高的国家，性产业就比较少。而且会有这样一种认知：当性是自由的、相互选择的时候，愉悦才能成为双倍的。

　　所以，我们为何不承认，那些创造了全球性产业的男性其实是那些对权力和统治上瘾的人？我们为什么要把不正常的情况弄得正常化？我相信那些经历过性产业摧残的幸存者的洞见。雷切尔·莫兰（Rachel Moran）还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女时，因无家可归而开始在爱尔兰从事性工作，还幸存了很多年。她以这种方式解释卖淫的现实：“我们人类在任何无法容忍、无法逃避的境况中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把我们的主体真实性抹掉。我们逃避，并拒绝接受境况的本质。”

　　我希望有这么一些地方，卖淫的女性——和男性们——可以有权拒绝顾客，没有皮条客或妓院老板的管制，他们可以掌控自己的人生。可是性产业却不是这样的，性产业是出售统治和支配权的。在贩卖身体合法的地方，需求很快就会超越那些自愿卖淫的人数，甚至会超越人口贩卖的供应数量，有许许多多这样的例子，包括被贩卖到德国和荷兰的那些来自非洲、贫穷的东欧国家的女性们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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